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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民营企业家任重道远,法学专家对石家庄刘格平案有话说

全国铁路的建设发展,石家庄成为了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交通运输业也随之日益发达起来。元氏县在石家庄南部,是其下辖的一个县,挨着山西,公路上运煤的大货车数量繁多。由此,元氏县孕育出许多驾驶大货车搞运输业务的人群。由于大货车价格不菲,全款购买货车的人寥若晨星,这就衍生出一种特殊的大货车买卖形式——融资租赁形式。然而,公司采用融资租赁形式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客户的信誉和资信必须充分了解,否则会给公司经营造成很大影响。

  刘格平以特定的经营模式从事挂车销售业务

身为石家庄元氏县人的刘格平十余年前敏锐地抓住货车营销商机,于2010年1月在石家庄注册成立了河北高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远公司),在元氏县租房办公,从事汽车销售业务等生产经营活动。

为了让汽车交易更加安全稳妥,刘格平在汽车买卖过程中变更了融资租赁形式。高远公司预先按照客户需求向半挂汽车销售商全款购买挂车,客户向高远公司支付不高于车价款30%价金,包括上牌费、保险费等费用。客户再按照高远公司的推荐,以个人名义向高远公司的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授信额度为车价款70%,合作银行直接将授信借款支付给高远公司,而高远公司为客户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向合作银行交纳总贷款额10%的保证金,并以半挂汽车作为抵押担保。客户与高远公司签订“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客户还清银行贷款前车辆所有权归高远公司所有。若客户不能按贷款合同约定按期还款,会影响高远公司新客户授信,高远公司有权收回车辆,客户需支付5000元至1万元的取回车辆费用。为了保障挂车出险后获得足额的保险理赔,合同约定车辆保险必须通过高远公司购买,若违约客户应承担5000元保险违约罚金。

随着公司扩大经营以及运营挂车数量增多,一旦出现客户违约、车辆违章等情况,不但影响行政机关业务审批,也影响公司融资贷款等。故高远公司在河北石家庄、邯郸、保定、张家口、邢台、定州以及山西部分地区设立关联公司近九十家,在多地以此模式销售万余辆挂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刘格平被控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判刑

因部分客户违约,高远公司依据合同约定采取维权措施,对违约客户实施了取回车辆及收取扣车款、保险金罚金的行为。虽然货车登记在高远公司名下,但是车却由客户开着。为此,刘格平在高远公司给员工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员工卖车的时候,对客户要进行筛选,了解客户有没有偿还能力、有没有运输业务。如果贷款收不回来,车收不回来,高远公司会给予员工不发奖金、薪酬受限等处罚。为了早日收回贷款,高远公司的员工和委外的年轻人去找扣车,找到后把货车拦截下来,由高远公司扣回。通常情况司机是自愿把车交出,高远公司将剩余贷款归还给合作银行,双方就此了结,谁也不追究谁的责任。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打客户的暴力行为。据悉,在销售的一万辆车中,只有90个车主因为没有按时还贷与高远公司发生纠纷,违约客户占比不足总业务量的0.92%。

对违约客户在实施前述行为时,没有殴打及轻伤以上结果,唯一的一起轻微伤还是被害人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问题,组织人员携带器具,利用车辆等围困高远公司定州4S店4天,其间刘格平让高远公司员工多次报警,警察多次出警均无果。第4日高远公司试图挪动堵门车辆时,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致一人轻微伤,事后经公安机关处理高远公司赔偿对方35万元。

因违约客户刑事控告高远公司涉嫌套路贷、是黑恶组织,公安机关先将案件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再进行刑事侦查。在高远公司取回车辆、客户不支付欠付贷款的情况下,最终司法机关将取回车辆的行为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将收取扣车款、保险金罚金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将一起上门收取欠款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认定构成侵入住宅罪。

2021年12月,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下达约800页的(2021)冀0481刑初259号刑事判决书,刘格平等40余名被告人判刑。其中刘格平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侵入住宅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妨害作证罪、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格平不服判决,向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其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定性错误、程序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法学专家认为刘格平案全部不具备涉黑四个特征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权威刑法专家经过了严密审慎地研究论证并一致认为,刘格平案件在事实和证据上有比较大的硬伤,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根本不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四个特征”都不具备,存在定性错误,是一起冤案。

第一,组织特征,把高远公司的组织架构直接等同于黑社会的组织架构。所有公司都是有组织的,没有组织就不能进行生产和经营。重要的是看公司是为了犯罪的目的而成立,还是为了生产经营的目的而成立。高远公司发布的文件、风控管理制度和措施、薪酬考核办法,还有设立稽查部的通知、包括任命的通知,所有的文件都是和公司的主营业务有关,而不是跟违法犯罪有关的。所以,高远公司没有所谓犯罪组织的班规纪律,都是公司的组织纪律,这点显然与组织性是不符合的。

第二,经济特征,把高远公司十余年来获取的经济利益全部定性为非法获利。本案不存在以黑养黑的现象,高远公司是正规经营、正常盈利的企业。刘格平成立的近九十家公司设立程序都是合法的,经营模式也是合规的,经营十余年来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到后面在清债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微量的所谓轻暴力行为,就因此把刘格平定成涉黑,这本身是有问题的。本案的纠纷不到1%,这种轻微的少量的纠纷产生,在所有经营过程中比重极小。把高远公司过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定性为涉黑犯罪,没收个人和公司的所有财产,这样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行为特征,把高远公司采取的催收账款行为认定为具有明显的暴力性特征。最高检当时给全国公诉人培训时讲到,暴力性是涉黑案件突出的特点,原则上要求必须要有轻伤以上。但是刘格平案件中对暴力性特征的描述非常笼统,暴力性不突出。虽然高远公司在催收账款中出现一些软暴力,但是目的不是为了违法犯罪,而是为了维护债权。对方合同违约在先,公司找不着人,找到了车却开跑了,高远公司迫不得已只好采用拦截方式,这种行为是不是在合理之内呢?

第四,危害性特征,危害性的评判标准是比较主观的,要有称霸一方,残害欺压百姓。涉黑的危害性特征中特别强调非法控制,即要通过暴力行为控制社会,这是危害性最突出的表现,不仅仅是犯罪行为有危害性,而且是为了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但是高远公司在主营业务过程中行为比较单一,没有暴力特点,没有去控制社会。本案没有无辜百姓,都是债务人利益相关方。其行为如果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话,根本谈不上刑事违法性。

另外专家们还认为,办理案件应该有梯度,民事能解决的就民事解决,民事不能解决的可以上升到行政,采用行政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相关的法律,不能一来就动辄使用刑法,法律责任的梯度要有科学性,如果民营企业只是违规,就不应当按照违法来处理。所谓的敲诈勒索或寻衅滋事,本案中所有的纠纷都是有合同在先的,没有强制签订,而且是对方违约在前,别说黑社会,连恶势力也谈不上。至于后面的虚开发票、妨碍作证、保险诈骗等控诉,其实都跟涉黑没有关系,不是涉黑的子罪名。当下企业生存发展非常艰难,高远公司权益受到侵犯,货款收不回来,半挂车上路之后钱收不回来,在合同中一些权益得不到保护。这种情况下,高远公司恰恰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纵观全案可以发现,刘格平等人涉嫌的刑事犯罪,是与高远公司经营有关,对象仅仅是违约客户,是依据合同约定的合法债权为基础的索要行为。其行为单一、目的单一、罪名单一,明显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多样性特点,也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促进了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的改善,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但是在实践中扫黑除恶扩大化、拔高凑数的现象非常严重。在这个案件中,有关单位一方面高举所谓的反黑旗帜,另一方面枉顾事实和法律,极大地损害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如果稍有违法行为就定性涉黑,这对全社会尤其对民营企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对营商环境破坏极大。(吴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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